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47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 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 “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 “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